女子在马代酒店遭性侵，警方回应来了：没证据证明女子不同意性侵

在马尔代夫这片被无数旅行者奉为“天堂”的海域，一场持续两年的跨国纠纷始终牵动着舆论的神经。中国游客徐丽（化名）在当地万豪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遭遇，不仅让奢华度假地的安全神话出现裂痕，更将“性同意”的司法认定难题推向公众视野——这个看似清晰的案件，因法律文化差异、证据标准模糊与权力结构失衡，演变成一场关于正义边界的复杂博弈。

时间应该拉回到2023年6月6日，徐丽结束潜水行程后独自入住酒店。一次意外的手机进水，让她向管家Usham提出了借用手机的请求，却未曾想这成了噩梦的开端。据她事后回忆，对方在房内滞留期间，反复确认“是否独自入住”，言行逐渐越界，甚至直白提出想成为她的男朋友。“他嚼着口香糖问‘你想要kiss吗’，被拒绝后就开始施暴。”徐丽展示的伤痕照片里，胸部与膝盖处的抓伤、淤伤清晰可辨，这些痕迹成了她口中“多次反抗”的直观佐证。

事发后，徐丽第一时间报警，配合警方采集口腔DNA样本、录入口供，并提及自己的反抗行为。警方现场提取了精液，也取走了沾有涉事管家精液的相关物品，于6月11日以“刑事性侵罪”立案。酒店方面虽在当日解雇了Usham，却始终未就其是否被逮捕或拘留给出明确回复。更让徐丽难以接受的是，酒店高级经理曾在电话中致歉并提出赔偿私了，被她当场拒绝——在她看来，这并非金钱可以了结的伤害。

直到2024年7月16日，这份等待了一年多的调查结论终于送达：马尔代夫警方以“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性行为未经同意”为由，正式驳回案件并结案。“多次提及反抗的口供、医院的检测报告、身体的伤痕图片……这些为什么都不算数？”徐丽的质疑里，藏着对证据认定标准的深深困惑，“就算不构成强奸，强奸未遂、猥亵总有一项能成立吧？”

这场争议的核心，始终绕不开马尔代夫《性犯罪法》（2014年）中对“同意”的定义。该法律明确将“未经同意”作为强奸、性侵犯等罪名的核心要件，其中第12条将“同意”界定为“个人基于自身意愿作出的自由许可”，第14、16、18条则列举了四种“无效同意”情形，包括通过暴力威胁、虚假事实、欺骗行为或身份误导获得的同意。徐丽提到的“反抗”与“伤痕”，本应指向“暴力威胁下的无效同意”，但在最终认定中却未被采信。

更复杂的背景在于当地法律体系的特殊性。长期研究性别暴力法律的黄思敏律师指出，马尔代夫法律融合了伊斯兰教法与英国普通法，虽在条文上保障性别平等，但伊斯兰教法中女性在婚姻、财产继承等领域的传统弱势地位，可能让《性犯罪法》在执行中打折扣。再加上涉事酒店作为当地重要经济实体，与执法部门之间可能存在的微妙关联，让身为外国游客的徐丽在话语权上更显被动——有舆论猜测，这种权力结构或许影响了调查的严谨性。

案件曝光后，网友的讨论呈现出理性而多元的视角。有人从旅行者角度感慨：“总觉得高端酒店的管家服务更可靠，现在看来独自出行处处要设防。”法律从业者则聚焦证据链的完整性：“DNA只能证明发生过性行为，却无法直接证明‘是否同意’，这才是最难的地方。”也有声音提出不同看法：“在异国维权成本太高，酒店愿意赔偿时是否该见好就收？”这些讨论背后，是公众对“正义”与“现实”平衡的深层思考。

面对这样的结果，徐丽并未选择放弃。2025年7月23日，她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，接下来将向马尔代夫检察院申请二审，要求对证据审查标准作出具体说明，同时启动上诉机制，核查警方是否存在调查偏差或不公。针对万豪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民事诉讼，也已在她的计划之中。

这场横跨两年的跨国维权，或许最终难以完全如徐丽所愿，但它撕开的裂痕却值得深思：当游客将安全托付给国际品牌时，企业的责任不应止于解雇员工；当“性同意”成为法律认定的核心，更清晰的标准与更包容的执行环境，才是对受害者最基本的尊重。在不同法律体系、文化背景交织的复杂语境里，徐丽的坚持或许只是个体的微光，但无数这样的微光汇聚起来，终将推动制度向更公正的方向生长——毕竟，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，从来都要看它如何对待那些身处弱势的个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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